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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那些上过《时代》封面的军阀们

　　军阀的孵化是在清朝的最后50年里完成的，可一路追溯到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袁世凯的北洋系。“独立行事”、“地方自治”的政治诉求则可上溯到“东南互保”运动，伴随鸦片战争之后“尚武”精神的蔓延和军校的设立，军阀应时而生。

　　通常，北洋系军阀的迅速分裂是从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算起，而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的局面到1928年蒋介石执政为止。

　　这12年里，如果视旅长以上的军人为军阀，那么有1300个大小军阀可供考察。大军阀的名字耳熟能详：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辫帅”张勋、“布衣将军”冯玉祥，屹立38年不倒的“山西王”阎锡山，以及最终收袋的蒋介石。

　　第一个出现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中国军阀是吴佩孚。那是1924年9月8日。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9070。 照片下有行注释：“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第二个是蒋介石，第三个是冯玉祥。平日里冯将军一身农民打扮：头戴毡帽，脚着布鞋，身穿粗布蓝色大襟棉袄，腰间还扎着一条布腰带。

　　从1917年起就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上海资格最老的英文刊物，1928年夏，埃德加·斯诺曾加盟，任助理主编)的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曾跟《纽约时报》一位记者一道去采访冯玉祥。《纽约时报》记者说：“冯将军，黄金手镯麻花辫你长得真高大！”身高1米83、膀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害得这记者几天没有睡好觉。

　　1928年7月2日，《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封面人物冯玉祥：“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似黄种人那样纤弱，而是一个身材魁梧、古铜色皮肤、样子和蔼，将《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的虔诚基督徒。”

　　鲍威尔还采访过张作霖：“我一直听说他的两个绰号(“红胡子”和“东北虎”)，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面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不由大吃一惊……我笑着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

　　1930年5月19日的封面人物，轮到阎锡山——他是一个多月前爆发的中原大战的主要发动者。

　　这次内战历时5个月，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军等几方共投入兵力110多万，主战场在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个省，死伤官兵30余万，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

　　《时代》这样介绍“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阎锡山，是能成大事业的，但可惜，他没能够得到大机缘……

　　（正文）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黄金手镯麻花辫；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的这种骑墙作风由来已久。据他表侄张瑞生回忆：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义军加入反满复汉的辛亥革命，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阎锡山在这一仗中带着亲信躲在树丛中观望——“如果起义成功，他跟进的部队可以参与邀功黄金手镯麻花辫；如果失败，造反的责任可推到别人身上。”

　　民国人士孟默闻回忆说：少年时代，同学间对脚踏两只船的人常用“你这阎锡山”戏称。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黄金手镯麻花辫？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场，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备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蒋想趁机削弱各集团军兵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各军阀心知肚明。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记下了各派明争暗斗的细节。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独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结拜成换谱弟兄，而此时蒋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蒋是要瓦解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让他们互相击破。形势每天都在变。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国。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

　　“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1500元败给了2000万

　　国内的反蒋浪潮已持续一年，阎锡山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他对阎锡山的钳制开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职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意思是要把三军副总司令跟他的大本营山西隔断；二是在经济上压制。“铁算盘”大为恼火。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

　　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

　　阎锡山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不论输赢都归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

　　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军费的筹办对每个军阀都是要事，受盘剥的永远是百姓。筹办机关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将所需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某某师查封”，派几个兵把守就是了。如果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军阀或豪绅，可以通过政府从别地筹集军队所要的东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笔钱请军队到别地征购物资——这样层层转嫁，最后是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负担。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这类负担重到高出正税的225倍，名列全国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绅、商拒绝这类负担，部队的办法是“饥兵闹事”，或者长官让部下“自由行动3天”。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10年搜刮的钱财大多用在军队和兵工厂上，到1930年时，他手中的现款还没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对部下实行三联单的办法控制缺额(以防多领兵饷)。上午开缺一个士兵下午就得报告；作战前夕动员，每个师也只发2500元，包括了战前的侦探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的费用。所以，多年追随他的高级将领生活相当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购战斗机是阎的外甥经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淘汰的旧货，没有战斗效能，花了大价钱，却始终不敢在作战时使用。外甥从中得到一大笔佣金，阎大为光火，将他降级，但钱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的奉军成了中原大战的关节之一。大战之初张少帅“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另一关节在于冯、阎、李诸派都想保存实力，虽然凑集兵力很多，战略上缺乏统一指挥，有利时争先，无利时退缩。何况当时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海洛因，作战能力很差，人称“高射炮部队”。

　　《时代》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1930年5月19日的《时代》报道。不幸言中。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但蒋不给他喘息机会，“坚不允许”阎某人滞留山西，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想起17岁那年的炎凉么？那年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上了门板回乡躲债。乡里也呆不成了，父子俩只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去太原，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那时他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时所受的苦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经山西，清兵的粮秣供给由当地百姓承担。万喜子曾去担水切草、喂马遛马，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比起眼前大厦的崩塌，这些小窘迫实在算不得什么。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相关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族人阎子奉讲过阎锡山生财的一段趣事：1929年间，幕僚梁巨川在北平听清室太监赵德山说，西四牌羊肉胡同7号曾是某王府宅第，埋着很多银子。梁向阎报告，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银元买下宅子，派了一个排卫兵看守，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

　　20多名工人从当年8月开始掘洞，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地下渗出的水越来越多，只得用抽水机排到街上，弄得满街都是泥水。3个多月过去，地下全部掘通，没见银子。王子寿向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说把6号或8号宅子买下继续施工。于是又花3.2万元买下了8号，半年内掘地三尺，还是一场空。王子寿唉声叹气：“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银子没有挖到，反花了10来万！”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公道主义”、“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以主义对主义”。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但事情还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没有山西人被压榨出的血汗——4家银行号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是1100多万人每人掏6元多认购的；工人被延长工作时间而减少工资，农民被发放高利贷、增加赋税，因建铁路被低价征用土地——这“十年建设计划案”是无法兑现的。

　　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识得这个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这个中？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人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9070。 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中共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处。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

　　范长江在1937年2月有过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记述：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正因为阎锡山与八路军的合作，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中共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更有人暗指，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毛泽东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这部分代号为“狸”。

　　跑来跑去，守不住“没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曾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即停止内战，长期合作，建设新中国。阎锡山大为不满，他在刚刚结束的上党战役中吃了大亏，损失了13个师。

　　1946年，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时，阎锡山与胡宗南联手，向山西解放区进攻。当时他推行“兵农合一”政策，虽然描画得很好，但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当时流传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了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大致讲出了民意。兵农合一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衰败，许多农民弃田离家，有的跑到解放区。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糟。阎锡山开始乱了阵脚，他在梁化之策动下展开了“三自传训”、“返干团”等白色恐怖，杀人无数，推着他进一步失掉民心，推着他的王朝走向坟墓。

　　一位当时进入太原的美国记者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对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太原周围修建了大约一万个碉堡，样貌跟阎的性格一样复杂：一层到多层不等；材质有砖、石、钢筋水泥；形状有人字形、十字形、圆形、三角形、六角形、宝塔形；功能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两侧的、反向射击的——名为“没奈何碉”……这些都是他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画出来的。

　　“这完全是他幻想的产物，并非可行。”但凡军事工程军官对这些古怪设计提出意见，阎就会大发脾气。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战，是国共战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东山上的每一个据点、每一座碉堡都经过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残酷过程。一块面积不大的阵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门火炮的轮番轰击。陡坡上已经没办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尸体堆积掩护。阎锡山的部队攻势猛烈，防御顽强，几近疯狂。徐向前的部队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劣势，官兵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昼夜厮杀。

　　战斗接近尾声时，徐向前旧病复发，胸部因大量积水剧痛难忍。他躺在担架上不肯撤后，前线官兵的巨大伤亡令他心寒。战事稍稍平息之后，东山上各主要阵地焦土达一米厚，战死的官兵尸体交错叠摞。此战，阎锡山部损失兵力万余，徐向前部伤亡8500多人。

　　身边人描摹1947年以后的阎锡山：“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每天拄着手杖，几个卫士跟着，一会儿到参谋处，一会儿到作战组，内北厅、外北厅、中和斋，跑来跑去——这是他想问题时的习惯；此时更形焦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变得粗暴，逢人便骂，对卫士稍不如意，举杖便打，不仅拿公文请示的参谋、参事，怕与之见面，能避则避，就是伴随他的五妹子阎慧卿，这时也收敛了。”

　　有一次，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停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阎锡山的内室悄无声息。手下已伫立良久，他才睁开眼睛说：“你坐下，拿支笔，咱说你写。”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他委托早有款项交存的美国凯因公司向政府游说。手下问：“凯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么能叫美国政府这样办呢？”阎锡山说：“你不懂得，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政府有直接关系，你去办吧！”

　　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秘密溜出南门，在汾河西洪沟小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服毒的，还有阎锡山钟爱的五妹阎惠卿。

　　梁化之自杀前后，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这故事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李敖童年时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个月，攻守双方伤亡均在3万以上。破城一个多月后，章士钊、邵力子写信给李宗仁：“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教育部长杭立武即将逃往台湾。

　　众人候在机场，惟阎锡山样子奇怪：他带着两只箱子，寸步不离身，一只坐着，另一只放在手边；他神情恍惚，身体微摇。这两只箱子里都是金条。

　　多亏这些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

　　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想读更多此类精彩文章请加微信：qss9070。 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50年来，他的侍卫官井国治、张日明等人一直看守着这座碉堡。他的灵堂里香火不断，除烛台、鲜花、素果，供桌两侧还摆放着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国》、《阎百川先生要电录》等。80岁出头的张日明对记者说：“这几年有山西来的客人，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来过。有兴趣看看，就带几本回去吧！”